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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以来中国文学之一瞥-

时间:2021-04-05来源:笔下阁文学网 -[收藏本文]

    中国的现状,轻薄之语,轻蔑之声,讽喻之言;作品呢,就像一群染了黄发的大学生。2000年以来,诗歌继续“独诉奇情”,散文传承“美意”,小说“埋头刻画”,戏剧“鼓噪喧哗”,并没有产生理想的作品。
    上个世纪末,《平凡的世界》、《人生》等为读者最爱看的篇什,除了真实写出城乡生活外,社会变革带给人们的冲击外。路遥作品最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高加林”的个人奋斗史:鲜活,生动,淳朴,人性的优劣暴露,爱恨交织,尤其是奋斗,随着时代而奋斗,凸显出一种真实的积极健康的时代精神。我们这个时代,不论是政府,还是团体,还是个人,沉默圆滑,萎靡不振,奔走钱权,多么需要“高加林”的精神呵!欧洲最伟大的作品《浮士德》里的浮士德,虽然与魔鬼为伍,善恶具备,算得了什么呢?最可贵的品质是探索,奋斗,追求,得出人生真谛:“人每时每刻去追求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即使“唐吉珂德”向风车冲击,不也表现了“人性”的追求精神吗?《文化苦旅》为影响最大的散文集,对中华五千年历史进行悲天悯人的苦思断想,做出忧虑、思考、反抗。余秋雨教授处于世纪之交,传承鲁迅精神,有价值,有良知,有热情,有责任。鲁迅对待“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授予当时中国作家这个问题的态度,与余秋雨《白发苏州》的忧虑,多么相似!我们这个古老的大国,明朝中叶以后开始衰落,早就应该反思了;可是人们不习惯反思,喜欢小康。
    奋斗,反抗,这些优秀的内在精神奠定了《平凡的世界》和《文化苦旅》的优秀,但2000以后的中国文学,渐渐丧失了这些品质。
    《幻城》、《三重门》,唯美、伤情、奇幻,迎合“不安分”的中学生。但剑走偏锋,避重就轻,给中学生一种感觉:只要爱情,就能地久天长,再什么都不要了。于是,大街上的爱情和文学中的爱情愈益怪诞、轻灵、飘忽。这也许是真实的,因为现实生活好像已经没有了高尚。《秦腔》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成为一种乡村流年碎影的忠实记录。但叙事琐碎沉重,节奏缓慢,悲剧美不足。其内容如同标题,生猛艰涩,视角逼仄,沉浸于描摹酸涩的现实,虽然一叶知秋,但没有雨果那种“鸟瞰巴黎”的大气、宏阔、流畅。这种文学的工笔手法,权贵重生,豪门谈笑,死人发丧,女人啼哭,纸花飘零,是许多作家的嗜好。《兄弟》延续着“苦闷记忆”的主题,加重了读者沉重的情绪,伸手不见五指,叫人心灵难以崇高,作者站得不高吧,——初中教科书上有一篇《满腔热血已经沸腾》,献媚政治,生硬鼓噪,人性艺术两缺。《长恨歌》精雕细刻,细腻微妙地表达了人物的激情、焦虑和羞耻。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刻画,精致质感,色彩斑斓,波纹闪烁,如同一幅书法作品。我们换一种眼光,王安忆隐晦地写出了现代上海的美丑史,感叹“洞庭波兮木叶下”,但总没有我们喜爱的文学人物。2009年被作协“扶持”的患骨质增生一样排列的作品,被大批的评论家赞曰“有创意,有力度”。诚然,一般的写手,没有水平搞出来。但是,看不到神圣高贵的文学之美,我们在那些作品里看到的是什么呢?新奇的费劲的躲避现实矛盾的千层底儿鞋。我们看习惯了阴天愁绪的那种日子,太需要豁达的天空,灿烂的阳光,英雄的人物,可是,在哪儿呢?
    我特别激赏《巴黎圣母院》中“法王路易的祈祷室”一章,痛快淋漓的笔墨!活脱脱一羊羔抽风用什么药个苍老、狡诈、权谋、屠杀人民的国王,这是人类文明的不幸!可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家的笔墨里,如果写皇帝或国王的话,从夏禹始,溥仪至,多半在渲染皇恩浩荡,少半在描摹骄奢淫逸,让人爱恨于皇帝本人,而不明白“皇权专制”的罪恶。就这样混混噩噩,文学演绎出的“清宫戏”,我们几乎跟着村妇孺子羡慕“皇帝”,跟着傻笑,几乎忘记了悲惨的历史。
    吾观古今中外散文,苏轼《前赤壁赋》名列天下第一。集古代哲学、佛学、美学、文学、山水、文人情怀于一体,悲喜有度,豁达广博,情境高洁,圆润无碍,真欲“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中国当代之散文创作,胜于小说戏剧,原因是一些中国文人的品性始终如“青山竹”,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前赤壁赋》为范本,远离喧嚣,独书情怀。散文呈放射状,思潮、风格、语言愈益精细独特,但若分类,则有高下。上乘之品颇为稀少,盖学究文思,自娱深院,流连名山,太过修身养性。余秋雨教授继续文化“苦旅”而《摩挲大地》,不改节操而求索,有屈原之遗风;季羡林先生的文章随和自然,人文合一,淳朴意远,可惜先生已经作古。中品者,有不少长篇散文,浩浩万言,“豪情”满怀,但夹克服一般空阔生硬。为了“创新”,一些散文追逐新闻、名人、事件,设计“新意”,包装结构,小巧煽情,虽有美意,一时热品,冷后随风飘散。下品散文,不过涂鸦名胜古迹,生理情绪,歌功颂德,何足挂齿?
    这些年来,诗歌一直小巧,辞藻拼组,意象模糊,情境散乱,醉心于自我感觉。即使好诗者,不外“好像新奇”而已。既然没有好诗,就让顾城的诗歌回响吧:“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 \千百年后\ 在宇宙中共鸣。”
    文学萎缩的原因之一,乃沉重的经学束缚。
    “焚书坑儒”之后,春秋战国时期那种文化的繁荣泯灭了,“大一统”了,中央集权制了,不需要“百花齐放”了。因为残酷可怕的政治,远离政治的文化艺术形式逐渐产生兴隆:经书,书画,医药,音韵,儒释道,哲学,田园,如九州河流反射,产生了许多辉煌作品。诚然,我们承认这种文化作品博大精深,天人合一,修身养性,延年益寿。漫长呀!此种情形竟然经历了两千多年。
    我想起《红与黑》中说一个学者喜欢研究“死人”的学问,今天,许多学者不也爱研究“死人”的学问吗?我也不例外,拿两个封建暮年的“死人”窥视两千年的文化。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今天不少人(这些今人身上还带着清末的糟糠味)津津乐道,称颂其才能修养。我们承认,曾国藩是中国历史官僚的集大成者,也是“国学”的骄子。但曾国藩除了“权谋”、除了延缓腐朽的清朝、除了博得一些人的称颂,究竟有什么价值呢?曾国藩的对立面,依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列强欺凌。文化,在曾氏的手里成了处世的圆润工具。李约瑟说中国古代医学最好地承接了中国古代哲学,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医学体系。中国古代的伟大哲学,本来与许多学问结合,可以使学问更辉煌,却无奈地与孔子感叹的“苛政猛于虎”的政治结合,构成了庞大深奥的“权网”。另一个,也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但此公不象曾国藩忙于“权谋”,能够反思中国的历史,反思中国的文化,在《中国近三百年史》中,虽然肯定三个世纪的之成就,但又联系经世致用、国家命运,感到这“考据理义词章”不免畸形:“明亡以后,学者痛定思痛,对于那群阉党、强盗、降将,以及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罪恶滔天,大脑中的海马出现异常会产生癫痫病吗?不值得和他算帐了。却是对于这一群上流无用的道学先生,倒不能把他们的责任轻轻放过。”鲁迅先生感叹畸形的学术:“说起清代的学术,几位学者眉飞色舞,说给我们明了了宋元人绝看不懂的古书。”呜呼!国破家亡,纸醉金迷,白骨于野,那些破古书,在“死魂灵”的里,有什么意义?
    可是,这股古风,还在阴沉地吹拂。当前文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了遵循王国维倡导的研究学术“要新方法,新衬料”,特别喜欢旁征博引人们不熟悉的东西,某个地方志呀,《xx笔记》呀,古墓里的碑文呀,某名人的饭后逸闻呀。比如文学,很少引证如日月光华一般的《离骚》、《史记》、《红楼梦》,这些热情、崇高、大气、庄严、神圣的主流文化,委琐、小家、寒碜的我们,羞于面对吗?难道我们连古代不识字的老婆婆也不如吗?不愿意随口吟诵李白的《静夜思》《望庐山瀑布》?总有一天,我们的作家和作品都死亡了,化为灰土,而下几代人、几十代人、几百代人还在吟诵李白的《赠汪伦》。难道我们不习惯用鲁迅先生的沉重的作品来考察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学吗?梭罗毕业于哈佛大学,学问不能说不深,到瓦尔登湖,木屋的案头就摆放着《伊利亚特》,坦率,真切,大气!不必要故弄玄虚生僻深奥。
    中国当代文学不景气,太多的作家身上有几种很杂的气息。一、官僚气,争名,争级别,争职位,争薪级工资,文坛上争名更绞尽脑汁,中国特色。前些年一外国大学教授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话虽偏激尖刻,但“副县级正县级”作家的作品确实无聊,让国门之外的人笑话。二,书生辫子气,传承历史而来,清高,悠然,酸溜,书斋。三、脂粉气,起源于爱情,沉湎于“情爱”,躲避现实矛盾,专门构思一个男人与几个女人恩恩怨怨。 四、花花公子气,太阳帽,墨镜,体态丰满,嘻嘻哈哈,三五成群,游山玩水,名曰“采风”,好像2500年前周朝的乐官,给人民写风雅颂。五、山林气,喜在名山海边开笔会(全世界几乎人人都害怕开会,中国作家却喜欢开会,要聚拢,要硬说,要泯灭个性),把几代读者都腻跑了,没有人看文学了,只好自己互相指点文学。
    马尔克斯孤独贫穷,寄宿在穷人的地下室里写自己的《百年孤独》,对比一下,中国当代作家真是太幸福了,过着平静舒适的风流潇洒的寂寞无聊的聒噪喧哗的酸溜溜的文人生活。马尔克斯本身活在贫穷的年月,但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时代的大江健三郎,写作之前独自先听半个小时的音乐,以便隔绝俗气。
    “一瞥”2000年以来中国之文学,再想文学的辉煌从何而来?用历史的眼光甚善。
    人们一般认为,唐朝“开元盛世”、“贞观之治”的原因是:政治清明,思想开放,经济繁荣,文化自由,商贸发达等。这种观点延续一千多年了,但今天如果谁提出又一个新的原因,也不反对,无非是个补充。唐朝的明君不少,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中兴名臣多多,魏征,裴炎,房玄龄,狄仁杰 ,张九龄 。尽管他们作为明君名臣有“权谋”的一面,也有人性的弱点,历史人物,何足挂齿?我过去始终相信一个传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被李世民带进坟墓里了,因为是“天下第一”。李世民骗取《兰亭集序》的手法“绥靖”,性情柔和,绝非秦始皇、朱元璋、乾隆等的暴戾,不知能不能算作“人文性”?现在认为:皇帝收藏喜爱的墨宝堆积如山,李世民“大度飘逸”的心境与《兰亭集序》“洒脱飘逸”的字与文一致,变成最爱,才带进治疗癫痫病最好的药坟墓里去了。
    有什么样的朝代,就有什么样的大臣。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号四明狂客,唐越州会稽永兴(今萧山)人,早年迁居山阴(今绍兴)。少时即以知名。唐武后证圣元年(695)中进士,初授国子四门博士,后迁太常博士。开元十年(722),由丽正殿修书使张说推荐入该殿书院,参与撰修《六典》、《文纂》等书,未成,转官太常少卿。十三年为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后调任太子右庶子、侍读、工部侍郎。二十六年改官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右庶子、侍读、工部侍郎。二十六年改官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因而人称“贺监”。
    这般朝廷重臣,背负那么多的官衔,怕被官帽压倒了吧?没有,他活得大度、飘逸、活泼,心性如春。有诗为证:《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与其说春风似剪刀,不如说唐朝重臣贺知章似春风,拿着剪刀,剪绿丝绦,剪田野,剪山河,剪自己的春天。《回乡偶书》:“ 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与其说儿童笑问,不如说唐朝重臣贺知章喜欢笑问别人,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笑意融融的时代。贺知章与包融、张旭、张若虚等结为“吴中四士”,尤擅草隶。其书飘逸多姿,正如《续书评》所说:“纵笔如飞”。贺知章的墨迹有《草书孝经》,此卷在江户时代中期传至日本。天宝三年(744),贺知章告老还乡。离开京师时,玄宗曾赐诗,皇太子及文武百官为其饯行。回乡后不久病卒,真正所谓“跨鹤西去”。
    贺知章读了李白写的《蜀道难》后,赞叹不已,称李白是“谪仙”。两人年龄相差40多岁,但一见如故,对饮畅叙,结为知已。那天,贺知章身上没钱买酒,竟毫不犹豫地解下佩在身上的显示官品级别的金龟,换取酒菜,这就是著名的“金龟换酒”。后来,贺知章在皇帝面前推荐了李白,皇帝把李白召进宫中,任为供奉翰林。从此,李白的名声鹊起。        
    我惊异唐朝的人际关系!人的心灵大度飘逸。
    无论怎样,唐朝产生了一个极致的李白。对于李白,各方面无须重复,可尽情受他诗歌的滋润沐浴。加以评论,反而减低了诗意美感。我看到不少学者的论文,有“李白人生悲剧”的观点,实为愤慨。在他们“正统史学”的眼光看来,好像李白或夺取皇位,自立皇帝,或官至宰相,“政绩”与福禄寿齐全,就不是悲剧了;就说那样,又能怎么样呢?唐朝多一个叫李白的宰相罢了。历史孕育出一个真正的无与伦比的李白,给我们造就了一个精神文化王国,文化的我们,不去受其沐浴滋润自己,不去开拓创新新时代的思想文化,反而悲叹李白。幸亏在一个比较开明的朝代,李白能够嬉笑怒骂出来,甚至加入叛军,竟然没有受到迫害!今天的学者竟以为李白的人生是悲剧!如果李白的游魂尚在,他要叹息一千年后的子孙们竟然在福禄寿的厢房里窃窃私语。
    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不屈己,不干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区宇大定,海县清一……然后浮五湖,戏沧洲。”壮哉!有此理想,才像个男儿!才为政治历史上的俊杰!儿童额叶癫痫症状今天的学者们以为李白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失意。失意,的确有,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失意,但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就如他的诗歌富有诗意,表达个人思想的极致,也是人们的梦想,也是中国古代大哲的梦想,梦想没有实现也是历史常理,谁能实现呢?换一个现代人就实现了吗?今天,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家的某一个政治家实现了李白设想的那种政治理想吗?但丁《神曲·天堂篇》里的“爱意”,人类已经过了五百年了,我们蓝色的星球实现了吗?
    什么是李白?最好的解读方式是“吟诵李白的诗”。每一个朝代,不论外面怎样,明君暴君庸君,家里的母亲有闲暇,总会体现母爱,要教小儿唐诗,教李白。孩子吃了奶,腿蹬了小被子不肯睡觉,兴奋不已。年轻母亲嗔怪微笑,把小被子盖好,轻拍孩子的侧面,呢喃土语,或教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呀,孩子渐渐入睡了,那些“窗前月光故乡”的声音,犹如花香,乐音,从小就滋润着一个人的心性。好,这样以来,孩子就像个中国的孩子,长大也像个中国人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牧童遥指杏花村,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汇聚于黄帝陵扫墓,暂时忘记了派别隔阂,互相望着黄皮肤,黑眼睛,深感故乡之情,人们在心里吟诵着李白的《静夜思》,心灵一瞬间洒脱飘逸。那一瞬间不是偶然的,到李白时代发展到最高峰,代代相续,掐指一算,一千三百年了,真是千年等一回。
    可见,一个朝代的全部孕育了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把“全部”细化,可以包含二十个因素,当然,让二十个史学家写二十部专著去吧。那么,从1980年以来,经常有人在主席台上振臂高呼:“我们文学的繁荣一定会到来!”可是,怎么始终到不来呢?可悲的尴尬的文学,被“经济大潮”一冲击,不是钻入“国学”,就是红小兵一样爱喊,或沉湎于酒文化。我在许多文学评论上看到,说中国当代文学受经济的冲击大,所以惨淡经营,文学殉道者们伤心地抹眼泪。我首先觉得是作家把自己当作2500年前周朝的乐官了。本来,经济,市场化,商品经济,经济大潮,这些东西几乎没有审美意义,就像每天的大盘指数一样,可是我们象水鸟一样飘浮在水面上被冲击得摇晃呻吟。水的罪过?波浪的罪过?水鸟吃鱼的贪欲?大气环流的无常?地球的运转?太阳的引力?
    画家说,他希望生下来眼睛看不到画中的东西,忽然眼睛睁开看到真实的世界,一个新鲜的世界。作家也该如此,要有个性地忙碌在大地上,不要让思想母鸡在自己的头上下蛋。应当说,我们象《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一样,体格魁梧,五官正常,热血沸腾,说一句热情的真话太容易吧,但“生姜老的辣”,心灵枯燥,口舌圆滑,连“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也不够格。我们睁着眼睛,反而不如盲聋哑作家海伦·凯勒那样的坦率真实:“我不喜欢拉·芳登的寓言,在我看来,伟大的真理不需要从狐狸和猴子的口里说出。”
    村上春树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演说:“我相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通过操作那些关于生死的、关于爱情的、让人们哭泣的、战栗或者让人们大笑不已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每一个灵魂的唯一性。”我幻想,如果中国当代之作家,象村上春树说的“永远站在鸡蛋一边”,敬畏每一个生命,把自己变成一个布衣,一个自由人,不受任何人的束缚,意志坚强,象别林斯基《文学的幻想》中把俄国文学当成“神圣而痛苦”的事业一样,则中国当代文学可有繁荣的希望。